台灣向前行 部落格

2008年是中國「大躍進」50週年和「改革開放」30週年，發生在半世紀前的「大躍進」運動導致的3年大饑荒，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個鮮活的生命死於人為的飢餓，出現大規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饑荒過去50年了，這段歷史始終含糊不清，幾千萬亡靈魂歸無所。

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2008年5月在香港出版《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書公司），此書長達80萬字，分上下兩冊，堪稱是血淚交加、資料翔實的長篇調查報告，也是一幅真實記載大饑荒的全景圖，詳細記述了1960年代大饑荒餓死3600萬人的史實，並著重介紹其中12個省餓死人的情況。

「信陽五里店村一個14、15歲的小女孩，將4、5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只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

此書是作者逐一實地考察、走訪大量當事人，包括當年各級幹部、饑荒倖存者及見證人，並詳細閱讀檔案資料寫成。對沒有實地考察的其它省分，他則透過各種渠道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公開或未公開的各級檔案、會議紀錄、談話紀錄及各種地方志、縣誌，也參閱了許多專著、統計資料等。

他窮10年之力，收集了近千萬字的資料，寫成《墓碑》一書，填補了歷史空白。書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資料，都詳細註明來源、出處，有些還配有照片。

這是一本承載了許多倖存者集體記憶之書，亦是紀念3600多萬餓死亡靈的墓誌銘。

楊繼繩說，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改為《墓碑》。他指出書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 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墓碑；四是在這本書寫到一半時，楊繼繩在體檢時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

後來有幸在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

因此，楊繼繩決心為歷史作見證，記錄這一曠世災難，以警後世。他強調，把真相公諸於眾，不是為了喚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後不再出現這樣的悲劇。

大饑荒始終是巨大的歷史包袱，遲早要卸掉，並要從中汲取教訓。他深刻指出，大饑荒的成因及結果，間接引發了另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

楊繼繩在「墓碑」前言部分，詳述了他父親悲慘死去的一幕。

那是1959年4月底，楊繼繩在湖北浠水第一中學讀高中，他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匆匆趕到學校通知他：「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他：「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裡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楊繼繩當即向老師請假並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他的口糧──3斤大米，然後趕回他下灣的家。「走到灣裡，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干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

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待在家裡出不來。灣裡一片死寂」。

他走進家門，發現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裡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

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變成這個樣子，楊繼繩心裡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他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然而父親已經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後與世長辭。

埋葬了父親，他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

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楊繼繩說他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他不敢懷疑。「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

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楊繼繩說：「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

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飢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還原歷史 追求真實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矇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他更加追求真實。他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採訪新聞中努力瞭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六四事件），更使我大徹大悟。

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裡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導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矇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矇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楊繼繩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他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他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

當他得知，父親因大饑荒餓死的年分，中國並沒有什麼天災，是一些正常的年分，雖談不上豐收也談不上災害。

當他得知，河南省發生人吃人的慘劇時，信陽100萬人死於飢餓時，河南至少有25億斤糧食庫存，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億斤糧食庫存，僅動用這兩省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

明知道大面積餓死人，毛澤東還大幅增加當年全國徵糧庫存額度，他的憤怒無以復加。大饑荒完全是人禍，原因是謊言，加上人民公社對人身控制、計畫經濟的荒謬以及極權政權的殘酷。

當一個人從當年迷信的謊言中醒來時，首先是憤怒，然後陷入對歷史真相的沉思。楊繼繩說，發生在他家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楊繼繩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他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

經過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他「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3、4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接著，他花了10年功夫，調查大饑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報導為幌子，要求地方黨委開放大饑荒的檔案，抄寫資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況，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寫作，終於完成《墓碑》。「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飢餓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他在心中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以上圖文節錄自：世界週刊

<延伸閱讀>
中國作家與中國大饑荒
——蔡詠梅在「亞太地區作家網」成立大會上的發言

一九五八年中國大獨裁者毛澤東為了實現其稱霸世界，取代蘇聯充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霸主的野心，發動了一個狂熱的，烏托邦式的要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中國的工業農業經濟秩序完全被打亂，結果釀成了一場曠世的大饑荒，在1959年到1961年這三年時間，中國至少有三千萬人餓死，這個數字相當於現澳洲全國人口一千九百五十萬的一倍半。

我家鄉的四川省死人最多，達捌佰萬（也有大陸學者認為有一千二百萬）。在四川、河南、安徽等饑荒最嚴重的地區，還出現可怕的人吃人現象。

和平時期三千萬人死於一場大饑荒，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的非戰爭狀態的最大的人道災難，但更不幸的是，也是最少人知道其真相的世界大災難之一。


中國政府迄今三十年一直隱瞞大饑荒的真相，並竭力將大饑荒從人們的記憶中消除掉。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上，中國公開出版的報章書刊雜誌上，沒有大饑荒這一字眼。中共官方在不得不提及的時候，僅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儘管中國這三年並沒有巨大天災），後來提法有稍改變，稱為《三年困難時期》。

除了把饑荒歸咎於不存在的天災，還歸咎於蘇聯，說因為償還蘇聯的外債才造成了經濟困難，而決不承認是毛澤東大躍進的政策造成的惡果。

而對於餓死人的數字，中共更是秘而不宣。直到最近中國政府才宣佈自然災害數字不再視為國家機密，但未說明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數字是否也包括在內。大陸的歷史學家主要是根據中國歷年人口統計數字得出餓死三千萬人甚至更多的結論。實際上中共領導人私下也承認有數千萬人死於飢餓。

一九九八年已退休的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承瑞曾估計餓死兩千萬人。因糾正毛澤東大躍進政策使中國未至更多人餓死，但卻因此得罪毛澤東，被毛髮動文化大革命整肅而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生前曾對蘇聯大使說中國餓死三千萬人。

由於中共對這一歷史災難真相的封鎖，以致現在年輕一代絕大多數不知道他們的父輩曾經經歷過如此可怕黑暗的時代。六四事件後一位逃到香港的湖南大學生與我談起這場災難，仍稱為三年自然災害，當我說餓死三千萬人時，他更是瞠目結舌，難以相信。

最近大陸泛起狂熱的民族主義思潮，有一些狂熱青年民族主義者甚至說，三年困難時期沒有餓死人，而餓死三千萬人是海外民運人士造謠，是西方反華勢力的惡毒污衊。而大家都知道大饑荒的罪魁禍首毛澤東頭像仍被供奉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作為中國的偉大領袖，受到崇拜。

如此掩飾扭曲歷史真相是對餓死在那場大災難中的三千萬生靈的極大諷刺和不公。發掘這一掩蓋了四十年的大災難的歷史真相，記錄死難者的悲劇，指正慘劇的元兇禍首應是有良心的中國作家和新聞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遺憾的是，我們中國作家未能盡到此責任。


據我所知，迄今只有兩本中文著作介紹過中國大饑荒。一本是中國天津作家楊顯惠的《夾邊溝紀實》，該書記述大饑荒時代中國西北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的約三千右派分子的悲慘遭遇。

這三千被勞改的右派分子最後只有三四百人活了下來，其餘全死於飢餓及苦役。另一本書是美籍華人學者丁抒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出版的《人禍》， 這本書大概是唯一一本力求披露大饑荒全部真相的中文著作。

中國政府一直禁止人們討論中國政府引發的災難，視其為言論禁忌，任何人想探索這些禁區都會遭到很大困難，甚至受到迫害。但是，如果與另外兩個毛澤東一手製造的人道大災難——反右運動及文革相比，我發現大饑荒是最少受到關注的，如果說反右和文革的披露很不夠，那對大饑荒的披露幾乎是不存在的。原因何在？我想這涉及一個話語權的問題，即誰有權力或能力寫歷史問題。

在上述三大 人禍中，反右運動整了五十多萬知識分子，他們有筆，可以講述自己的苦難。文革迫害的不僅是知識分子，而且也有中共官僚，他們在文革後獲得平反，有權利掌控對歷史的表達。

但中國大饑荒餓死的三千萬人幾乎都是農民，雖然城市居民也飽受飢餓之苦，但有配給的糧食活下來。中國農民位於中國社會最低層，沒有文化，沒有權力，是無聲無息的群體，他們死得靜寂，他們的苦難被人遺忘。


我是經歷大饑荒的那一代人，有飢腸轆轆的痛苦回憶。但一直要到一九六九年大饑荒過去十年後，我這個城市中學生被下放到農村才吃驚地知道大饑荒造成千千萬萬農民死亡。我下鄉的那個兩百人的村莊，有一半村民，即一百多人是活活餓死的。

由於毛澤東時代最黑暗的一頁被層層的謊言和冷漠所掩蓋得嚴嚴實實，所以今天才會有人聲稱所謂三千萬人死於大饑荒並無其事。

當然中國政府難辭其咎。但我們中國作家也有責任，作家擁有話語權，因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去發掘歷史真相，為無聲者代言。儘管這樣做會受到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甚至迫害，但不是說我們完全無能為力。

英國衛報記者JesperBecker在派駐中國期間用了多年時間到中國各省蒐集資料，訪問證人，寫成一本中國大饑荒調查的英文著作《餓鬼：毛澤東的秘密饑荒》。

海外的書評公認此書成功曝光了中國現代史最黑暗的一頁。中國的批評家則指此書應該使中國作家汗顏，因為這位英國作家作 了中國作家應做而未能做到的事。


其實大饑荒並非是中國作家未能盡到書寫歷史責任的孤例。中國著名異議作家胡平曾提出《誰來為地主富農寫歷史》這個問題。

在中共建政之初的血腥土改中，有兩百萬地主和自耕農被殺害，然後地主和富農及他們的子女這整個群體在中共新建立的種性制度中被剝奪一切權力，淪為不可接觸的賤民，直到毛澤東死後才結束此悲慘命運，但毛死去已多年，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至今未能還他們一個公道。直到今日，中國沒有一本書講述過他們的血淚歷史。

我們中國有一句古話《人饑己饑，人溺已溺》，即是說在我們共同生活的地球上，任何一個人的苦難即是我們共同的苦難，因此我們不能對我們身邊的苦難和不公視而不見，中國作家的筆不能只記載自己的苦難，也有責任為一切無聲的受害者代言。

將毛時代一切仍塵封於歷史的災難揭示於眾對 於中國作家來說是一條漫長之路，可幸的是，楊顯惠、丁抒及為我們開放撰稿的作家，他們已開始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