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者寫的這篇文章著實點出了中國人性格的演變歷程,多少讓人瞭解到今日的中國民族性其來有自。

台灣人以漢人為主體,承襲源自中國的漢文化、文字與語言,並被來自中國的亡國政權「中華民國」所佔領統治,對台灣而言,中國無疑是台灣最密切的國家、最近的鄰國,也是至今對台灣最有敵意的國家。所以我們必須瞭解中國,方能洞悉中國人思想、性格上的觀念與邏輯,歷史是一面鏡子,唯有熟悉歷史的因才能知悉今日的果。

讀了下面文章,我深深地體認到,盛唐時期泱泱大國的中國人已不復存在,今日的中國已非日本「大化革新」時期孜孜學習的中國。

有人說本部落格過於醜化中國人、美化日本人,不妨想想,我們對於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印象分別是好是壞,世界各國對中國與日本的觀感各是如何。

進入21世紀,自由、民主、人權的精神已落實在世界各國(除少數國家),今日的中國,卻仍舊是專制政體,中國的黑心商品、仿冒的山寨商品層出不窮 (日本人雖善於模仿學習,卻精於創新而非仿冒),不禁令人慨嘆,書本上的中國人到哪去了,能創作出五言絕句等優美詩詞的中國人究竟在哪,在今日中國人身上似乎看不到孔子論語中禮、義、誠、信等四維八德的美德了。

身處在和日本、韓國等國一樣承襲漢文化的台灣,我期盼有朝一日中國能成為民主、自由、明理的國家。[taiwango]


 

作者/原著作:張宏傑 /中國人的性格歷程
選載出處 : http://book.qq.com/s/book/0/12/12687/21.shtml

都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過,民族性格卻不斷變遷。翻開《春秋列國傳》,你會發現,那時的中國人特別有血性。趙氏孤兒、七百壯士、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個時代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

讀春秋故事,你會驚異於他們的單純和透明。春秋戰國時的中國人,活得有聲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後人看來,他們也許有點稚拙,有點簡單,但卻像少年人一樣讓人感覺到生命的挺拔和亮麗。

在周邊民族還處於沉睡中時,中國人已經開始了思想啟蒙。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思想活躍,智慧奔放。智者輩出,學說林立。進入思想青春期的他們充滿了創造的衝動和訴說的慾望,在早期中國文明史的天空中噴發成一道道絢麗的朝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長。一個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內心冷酷的男子揮劍過早結束了中國的青春期。秦始皇的過錯不在於他統一天下,也不在於他修長城,而在於他視天下人為自己的獵物。他的老師韓非子告訴他,人是一種本性卑劣的動物,他們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懼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統治天下的方法 就是「執長鞭以御宇內」,用法、術、勢來束縛和操縱,就像對待拴在車子前面的牲畜一樣。

 

這個歷來被中國人視為雄才大略的人確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礎上的統治方法,把所有人都變成了為他駕車的牲畜。他「焚書坑儒」、「以吏為師」、「以愚黔首」,取消了民眾的自尊和思想,終於達到「偶語者棄市,腹誹者誅,道路以目」的程度。

中國人的群體人格第一次受到了粗暴摧殘,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者開始更能適應這個嚴酷的社會。漢高祖劉邦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楚漢戰爭中,劉邦被殺得大敗,帶著一對兒女和謀士滕公坐著一輛大車逃跑。為了讓車子跑得快點,劉邦好幾次把兩個孩子推下車,都被滕公又拉了上來,氣得劉邦「欲斬之者十餘」。項羽威脅劉邦要殺了他的父親做肉醬,劉邦卻一副嘻皮笑臉,告訴項羽做成了肉醬別忘了分他一杯嘗嘗。

史書記載,「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他極富親和力,看門的和大頭兵與他都能一見如故,然而一轉臉又能忘恩負義,剛剛坐定了天下就開始殺戮那些為自己賣過命的戰友。

這個滿嘴粗話的地痞的勝利,宣告了中國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他證明,項羽式的高貴、矜持、理想主義已經不適於秦始皇之後的中國。

好在秦王朝的壽命不長,崇尚黃老的漢王朝通過無為而治漸漸恢復民族的元氣,得以驅逐匈奴,揚我大漢天威。

中國被安置進一套日趨成熟的「王霸雜用」的統治制度中,中國人民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會一脈相傳的質拙單純。中華文明遙 遙領先於四鄰,中國人民充滿了泱泱大國的自豪和自信。這種自信在盛唐時達到頂峰。


盛唐是中國人永遠的回憶。那個時候,中國是全世界最富強的國家,中華文明的燦爛光華一直輻射到歐洲。

中國的四鄰紛紛向中國表示由衷的敬意,毫無保留地向中國學習。長安的大街上,陳列著歐亞大陸各國的貨物,隨處可見來自各國膚色各異的商人和求學者。

那時候中國人的人格基調是陽剛、開放、樂觀、健康、進取。他們還沒有學會裹小腳、談道學、立牌坊,沒有發明出那麼多莫名其妙的清規戒律。女子喪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離婚,文人用華美的辭賦公開歌頌性愛,詩人們用清新的詩歌表達生命的熱情。

中國歷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現在那個時候,他為人理智而又富於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眾。最偉大的詩人李白也出現在盛唐,並且也只可能出現在盛唐,他飄逸豪放的詩風充分表達了那個時代的胸襟和氣魄。

然而,多災多難一直是中國的宿命。唐朝之後的一千年間,中國大地上政權不斷更迭,外族屢次入侵,給中國人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改朝換代」這個詞在中國人心中的意義也許和其他任何民族不同。中國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與存,君亡與亡,此乾坤之大義。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換代對每個人特別是每個士大夫來說都是一個考驗。

改朝換代就像一個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華民族就要被縛上去,生割活剝,從一個家族的權力骨架上剝下來,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雖然每一次都會有無數的人「投井」、「墮城」、「閤家自焚」,然而,大多數人最終還是得選擇屈辱地活下來。這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一個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過程。

不幸的是,中國的皇位實在太誘人了,歷代皇帝都為保住皇位絞盡腦汁,然而改朝換代之頻繁還是獨一無二。不要說沒有日本那樣的萬年一系,甚至也遠不如朝鮮王朝那樣穩定。

自唐亡之後,朝鮮只經歷了高麗和李朝兩個王朝,而中國卻歷經 五代十國宋元明清。僅僅唐宋之間短短的54年,中國北方就換了梁唐晉漢周五個王朝。其中最短的後漢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鋼材,你反覆彎折它也會金屬疲勞。再質樸的民族,在這樣不斷的尷尬面前也會變得冷漠。中國人的自尊和自信,本來是建立在忠孝為本的道德之上。然而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對「忠義」的摧殘,都是對「投降」的獎勵。

「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馬燈式的攘奪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諷,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堅持、相信和認真。中國人的單純和剛烈在這一次次彎折中漸漸消失,維繫這個社會的道德綱常日漸被架空,人們越來越油條。不管從哪個方向來的大兵進城,他們都熟練地插上順民的牌子,擺上香案,跪在城門兩邊迎接。

然而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面。宋朝之後,跪迎大軍的中國人兩度發現馬上的征服者居然是渾身腥羶的異族。對於習慣於改朝換代的中國人來說,這又是一次新的巨大的心理打擊。

在蒙古人野蠻的屠城面前,原來的天朝大國的子民只得接受被列為「末等公民」的恥辱,忍受長達百年的蒙古人暴政。滿洲人南下,中國人的境遇更為難堪。每個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頭髮剃去,只留下頭頂銅錢大一塊,梳成一根小辮兒,叫「金錢鼠尾」式。

忍辱偷生的生存狀態下人格健康無從談起。元朝和清朝兩代被異族奴役的經歷,使中國人性格中的自尊自信受到毀滅性打擊。

宋元之間,中國人的集體人格又一次出現了顯著劣化。宋朝雖然衰弱,卻出現了岳飛、楊家將、文天祥這樣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民眾的抗爭風起雲湧。在此之後,鐵骨錚錚的中國人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越來越多的人習慣了靈魂和身體的分裂。

他們越來越熟練地把大道理和實際行動分開,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動物式的生存方式。越來越多的中國式智慧發展起來,比如「好死不如賴活著」,比如「唾面自乾」,比如「退一步海闊天空」,比如「個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如果說春秋時的中國人像一張挺括的白紙,乾淨爽利的話,那麼幾千年來這張白紙經受了太多的揉搓,已經變得軟沓沓髒兮兮,看不出當初面貌了。


和改朝換代、異族入侵交錯相伴的,是專制統治的日趨嚴密。

從秦始皇開始,幾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怎麼樣才能保證皇位永遠不讓他人染指?

這個問題是秦朝之後歷代王朝的全部焦慮所在。每一個皇帝都為此夜不安枕。

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千方百計扼殺民眾的活力,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社會穩定。為此,就要防止人們獨立思考,阻止人們自發組織,消滅任何能對皇權構成威脅的勢力。

不論統治者在整個社會中所佔的人口比多麼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絕對權力,社會就會不可避免地向著他所希望的指向發展。

不管這個方向是多麼荒謬,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多麼的不合理。於是,二千年間,中國社會始終堅定不移地走向越來越嚴密的專制和越來越死寂的僵化。

繼秦始皇創立了大一統制度以後,漢武帝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推行思想專制。唐太宗通過科舉制度,把全社會的智力資源集中到功名利祿這一個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動的多極多向發展。

元朝皇帝們強化裡甲和連坐制度,不許漢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許用菜刀。文盲皇帝朱元璋則取消了丞相制,憑藉小農本能,把中國社會退變成了一個大村子,他自己充當事事都要管的村長。

全國老百姓穿什麼樣的衣服、住什麼樣的房子、房後種什麼樹、院子裡養幾隻雞都得由他一人規定。清代乾脆連內閣也取消,徹底把天下變成一個人的天下。為了不讓人們亂說亂動,清代最偉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獄推向極峰。

一個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腦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認為是「危險人物」處決。精神病患者發病時自稱皇帝,被乾隆凌遲處死。文字獄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寫日記,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們的智力接力,使得中國的專制制度達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中國社會終於融成了鐵板一塊。這個社會的本質特性就是超穩定,對任何改革的願望都給以毫不留情的打擊。

由於不惜代價以換取穩定,千餘年下來積累了無數的弊病,然而想要改變一點,卻幾乎不可能。

數億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錮,活力被有效扼殺,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如同帶著沉重鐐銬的囚徒,就像清朝末年的外國觀察家所說的那樣,極端麻木然而又極端富於忍耐力。


中國歷史越往後翻檢,人文氣息就越淡,高貴、仁慈、寬容、尊重這些美好的字眼越來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來越重的猜疑、自私、殘忍和卑鄙下流。

中國文化在高度成熟之後散發出腐爛的霉味兒。政治家一個比一個多疑、陰毒、殘忍,士大夫的骨頭一天比一天軟,文學藝術作品一篇比一篇氣質委靡,缺乏創造力。普通老百姓百煉鋼化為繞指柔,他們在 極端窮困的物質環境中越來越富於忍耐。


上述分析當然是粗線條、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嚴謹不全面的。然而,有一點是不證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種性狀背後都有基因的決定一樣,中國國民性的所有負面表現都可以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找到原因。

中國人富於忍耐力和麻木是因為幾千年的歷史告訴他們,反抗是沒有用的。

曾經有無數熱血沸騰的仁人志士,看到了這個社會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進行改革。然而從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到康有為維新,幾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場都是身敗名裂。

在暴力和專製麵前,中國人進行過壯烈的抗爭。中國歷史上有過無數次轟轟烈烈的大起義,掀翻過一個又一個專制王朝。

蒙古人征服歐亞過程中遇到的最頑強的對手是中國人。滿洲人入關之初頒布剃髮令,無數南方城市奮起反抗。

然而,不論反抗多麼頑強多麼壯烈,中國最終還是沒有逃脫被異族征服的命運。無數次的揭竿而 起,以血流成河人口減半的代價,並沒有換來人民權利的伸張,反而使專制制度越來越嚴密。

幾千年的經驗教訓終於讓中國人意識到,要改變中國社會中的任何一點都是幾乎不可能的。就像一個屢次越獄屢次失敗的犯人,除了安守獄規之外,他還能做什麼呢?

所以,鴉片戰爭後來到中國的西方觀察家們看到了這樣的景象:「這種忍耐力導致了在中國所看見的最悲慘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奪取,然而近處卻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餓死了。

對這種古怪現象,中國人已經習以為常。」外國人奇怪的是,災荒年月那些飢餓絕望的難民,「卻不團結起來,向地方官員要求一些救助」。外國人反覆地詢問這些災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中國人表裡不一,沒有原則,是因為原則在很多時候是生存的障礙。由於統治者放棄一切地追求社會穩定,造成了不合理的制度得不到及時調整改革,社會制度越來越僵化越來越行不通。

於是,在表面制度之下,出現了一種不能公開卻行之有效的潛規則。那些堅守原則的人成了「道學家」、「傻子」,被社會競爭無情地淘汰,而那些把道德口號喊得山響,在實際行動中卻完全遵守利益原則的人卻輕易成功。所以中國人講究中庸、圓融。只有沒有棱角的人才能在這個規矩畸形的社會裡如魚得水吃得開。

中國人缺乏堅定信仰,是因為整個中國幾千年來就是個劣性競爭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棄義表裡不一如劉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當然他們必須有足夠的演員素質,能裝得仁義無比;

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慘敗,比如那個好面子的項羽和聖賢之書讀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炆。由於帝王們的無恥表演和破壞性使用,仁義道德三綱五常的效用實際上很早就部分破產了。

中國人在歷史上經歷了太多的欺騙,所以他們早就不信任何東西,並且也不相互相信。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語: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是一條蟲。


至於中國人沒有公德心,中國人髒亂差,這更容易在歷史上找到解釋。正如魯迅所說,中國歷史上只有兩種時代,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另一種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中國人從來沒有過當家作主的感覺,這個國家只是別人的私產。

他不過是別人的奴隸,所以沒有必要替別人去珍惜什麼東西。中國人只會愛惜自己院牆之內的東西,對院牆之外的東西,他們有著旺盛的破壞慾。

路燈雖然並不礙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壞;漂亮的廣場,可以毫不心疼地弄髒;雖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塊磚,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中國人殘酷,缺乏同情心,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環境過於殘酷,自己被生活所虐待。中國沒有照顧殘疾人的習慣,中國人對生活中的殘酷現象習以為常,甚至有時候,中國人樂於從虐待他人中得一點心理補償。



徒勞的「改造國民性」
在來到中國前,西方人的頭腦裡裝滿了關於中國的美好想像。伏爾泰說,中國人「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應該置中國於所有民族之上」。

憑藉流傳到歐洲的中國書籍,他們想像中的中國物質豐富,文化發達,由賢明的皇帝進行著有效的治理,人們彬彬有禮,道德高尚。

然而,隨著鴉片戰爭的艦船來到中國的西方人卻看到了與書本記載反差極大的景象。他們看到的中國城市骯髒污穢,看到的中國人麻木呆滯。這些中國人如同帶著鐐銬的犯人,「腦力衰弱」,「缺乏創造力」,「利己心強」,「因循守舊」,「理智混亂」,「沒有時間觀念」,「含糊對付」,「沒有同情心」,「愛撒謊」,「不守信 用」,「表裡不一」……

對中國人性格進行過深入研究的傳教士明恩溥在和中國人接觸三十年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多方面的需要,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迫切的需要——人格與良心。」

隨著中國國門的逐漸打開,越來越多先知先覺的中國人意識到了國民性的問題。他們反觀自我,感覺到的痛楚失望比外國人要痛切得多,所以分析和批判也較外國人激烈鋒利得多。

從嚴復、梁啟超、孫中山到魯迅、胡適再到柏楊、龍應台,人們連篇累牘地列舉分析、一代一代地痛心疾首。

他們不約而同地擎起「改造國民性」 的大旗,在先改造制度或先改造人的選擇面前,大部分人認同了後者。人所公認的旗手魯迅在1925年說了這樣著名的話:「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造國民性,否則, 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在那一代人眼裡,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問題的罪魁禍首。只有中國人全體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中國才有可能推行現代化的各種制度,中國才能復興和強大。否則,不論什麼好東西,一到中國,立刻就變了樣。


那麼怎麼樣才能脫胎換骨呢?傳教士明恩溥提出的對策是引進基督教,幫助中國人建立真誠品質和利他精神,建立起堅定的信仰。

梁啟超這樣的老派改革家則提出「新民說」,靠每個人的意志力來滌蕩自己頭腦中積累的千年污垢。

魯迅、陳獨秀等激進主義者則提出全盤掃蕩傳統文化,「不讀中國書」,以破壞民族性賴以產生的文化基礎。他們的學生毛澤東最徹底地貫徹了他們的主張。

毛澤東是改造國民性運動中最決絕的鬥士。與其說毛澤東一生的奮鬥是為了推翻舊中國,建設新社會,不如說是為徹底改造中國國民性更為恰當。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就認定只有徹底改造國民性,才能救中國。他說:

國人積弊太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概括之。

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期深,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他提出中國的出路在於,「有大氣量人」,「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毛澤東一生都在努力做這樣的「大氣量人」。

在四個偉大中,他只喜歡「偉大導師」這一稱號。毛澤東一生根深蒂固的理念是思想意識決定一切,因此一切建設都應該從改造思想入手。他以摧枯拉朽般的宏大氣魄掀起了一場摧毀傳統文化的社會運動,通過揭發批鬥等手段,破四舊,立四新,進行文化大革命,力圖徹底清除中國人頭腦中盤踞了數千年的封建文化,代之以嶄新的共產主義情操,使中國人「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一變而成為共產主義新人。

然而,將近百年的轟轟烈烈的改造國民性運動,取得的成效卻似乎並不令人心慰。梁啟超臨死時看到的中國,比他出生時更令人失望。魯迅則是帶著對改造國民性的灰心絕望去世。

而毛澤東對中國人的改造,在他死後被發現似乎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反右」、「文化大革命」,似乎進一步摧毀了人們互信的能力,空前發展了相互猜忌、相互提防,使人們對理想、崇高、純潔這些字眼敬而遠之。中國人的道德素質在「文革」中出現了有中國以來最大的一次滑坡。


改革開放後現代化路途上中國遇到的核心問題,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和民族性相關:國民素質、官員素質、信仰危機、道德危機、誠信危機、貪瀆習慣、公德缺乏、內耗爭鬥、反應遲鈍、精神麻木……

雖然經濟增長速度驕人,雖然中國的外表日新月異,雖然中國的部分地區已經宣佈完成「現代化」,然而許多中國人的頭腦並不比1911年以前清醒多少。

到現在,裝了抽水馬桶的中國公廁還是臭味衝天,出了國的中國人還是隨地吐痰,被外國警察抓住罰款。


據 2002年8月31日《齊魯晚報》消息,某縣一包工頭李某開著小貨車將一老者撞成重傷。李某下車把老人扔進溝中,任其死去,而車上10名民工對此竟無動於衷。《生活日報》報導,9月2日,湖南瀏陽一16歲少年在網吧被5少年亂刀砍死,在整個砍殺過程中,旁觀的數十人如同在看暴力片一樣投入,居然沒有一個人打電話報警!

瀋陽市慕馬大案案發後,瀋陽人並不恨這些貪官,他們認為拿錢辦事的貪官比不辦事的還是要好一些。「他們雖然犯了罪,卻也為瀋陽人民幹了些事情」。甚至有人認為他們還不算特別貪,在官員裡尚屬比較清廉,只是不幸撞上了「槍口」。

當這樣的消息經常進入你的視線時,你當然會不自覺地聯想到魯迅當年談到的「看客心理」。現在的看客們,居然比魯迅當年批評的要更加冷漠。如果客觀地評價當下中國人的整體道德素質,我們只能說比魯迅當年是更加惡化了。所以,才有了報紙雜誌上痛到絕望的批評,才有了前面所引的外國人對中國人的種種負面看法。

積累了一百年的失望,形成了這樣一個結論:中國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頑固的事物。每個中國人一生下來,身上已經攜帶了「過濾性病毒」,並且終生無法治癒。

自我放棄、妄自菲薄經常出現在流行的話語中,不論是海內還是海外。


龍應台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中有這樣的描寫:
有一天黃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時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膩的污泥中暴露出來。好不容易找到一塊離垃圾遠一點的地方,剛坐下來,就看到這個毛毛頭,五歲大的小男孩盯著我們,轉身對抱著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聲音說

「妹妹,我會聽英文,這個外國人在說我們台灣很不進步……」

我愣住了——因為我的金發朋友一句話也沒有說。這個小毛頭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麼樣的放棄啊!中國民族的自卑感已經這麼深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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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中國社會上的種種問題,與其說是國民性的問題,不如說是因爲社會人民質素落後的問題

    我是香港人,的確一直以來也對中國(内地)沒有太大的好感,總是覺得中國很落後,人們很沒有道德、禮貌之類
    很自然的,我也覺得香港人比較文明、優秀

    但是,之後我慢慢想,難道香港人,也包括台灣人,就不是中國來的?香港原住民人口只佔少量,現今的香港人很大部分都是1949年以後才來到的内地人的後代。聽了我的父母說,四五十年前,香港還是非常落後,猶如現今的中國。當時香港社會非常貪污腐敗,人們沒有禮貌、不文明(當時因爲香港太髒,還搞了個「清潔香港運動」),社會上也有很多不道德的事情發生

    然而後來隨著經濟發展,貪污腐敗被消滅,人們的禮貌、文明程度不斷提升,社會整體也趨向進一步的開放和自由,直至現在。當然最近可能有人說香港的民主發展有問題,但起碼香港的法治、清廉,比起台灣還要好,這是毋容置疑的。

    如果真的是因爲中國人民族性的問題,爲什麽根源在中國的香港(以及台灣)人,能夠達到今天的成就?在這兩地分別實現了法治廉潔和民主的人,不是別人,就是華人,根源是中國的人

    所以,現今中國其實就如同當年的香港台灣,社會發展程度落後,但給他時間,終有一天,或許也會變成像現今的香港、台灣一樣。不要那麽快就對他死心了。也不要把現在中國發生的事,全都上綱上綫到中國人的民族性那裏去。
  • 香港朋友您好,如果香港沒有英國統治,香港安有今日的經濟繁榮與清廉法治;台灣今日能迅速達成自由民主的社會,愚認為是因為日據時代給台灣人留下正面的法治觀念。另外中華民國蔣家在台灣實施的民主是假民主,多虧有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李登輝前總統的寧靜革命,以及大多台灣人有法治精神,方有台灣的總統直選。

    我曾經認為中國人是很優秀的民族,漢唐文化是如此瑰麗精深,但仔細去了解就發現,漢唐的中國人已不復見。

    請想想美國、澳大利亞不也是英國去的,日本人也是中國人去的,台灣人大多確是漢人移居,但台灣人已成為與中國人不同性格的民族,您了解一下台灣的歷史便可明白,台灣並不是自古屬於中國。

    taiwangoreplied on 2009/02/16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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